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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颗星

1937年，法国神父饶家驹成立了上海南市难民区，在战争中尽力保护难民，,至少保护了30万逃难的中国人， 被称为“上海辛德勒”。   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打响。在会战爆发一个月后，《申报》称：上海租界内，已有50万名难民。在这场艰苦的战役中，日军轰炸上海市区，许多市民无家可归，沦为难民。而作为战时的和平孤岛，租界成了上海最安全的区域。    法租界毗邻人口稠密的南市区，战争爆发后，上海难民潮水般地涌进法租界。同时，江苏、安徽等地的难民也在源源不断赶来，想在租界寻求庇护。尽管租界内有难民救济所，但仍无法应对蜂拥而至的难民。据统计，1936年，公共租界有118万人，其中法租界有47万人，1942年，这个数字分别变成了158万人和85万。租界方面，担心传染病和秩序失控，并不欢迎难民。法租界的南侧，是上海老城区，又称南市区。难民潮涌入后，两区之间设立了铁门，由巡捕军警驻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上海的法国神父饶家驹主动出面，去找上海市市长俞鸿钧，经过商谈，俞鸿钧同意在南市划一区域，接纳难民，但是提出4项原则：（一）不与日方洽商；（二）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，绝非变相租界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；（三）外邦不得派兵驻扎，亦不需外邦武装警卫，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；（四）不订任何协议。凡不违反上述原则，中方予以考虑。  随后，饶家驹找了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。饶家驹劝说冈本季正的理由是：日本人必须有当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支持，才能建立秩序。而且，上海有租界，媒体成熟，日军的极端行为，可能伴随着媒体报道，造成国际负面影响。冈本季正考虑后，同意饶家驹建立安全区的提议。1937年11月9日，上海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。这个非军事的和平区域，位于上海南市内，往北，是法租界，往南，是日军占领区。难民区成立后，大大小小的公共场所，比如教堂、学校、公所和饭店等都被改造成难民救济所。此外，因为原住民很多逃到了租界，后来的一拨拨难民，就住进了他们放弃的房子。难民区建立监察委员会进行管理，主席是饶家驹。刘槑一本来是南市开酱园的商人，房子商铺被日军炸毁，他带着儿子刘复田住在了难民区青莲庵的二楼。到难民区后，刘槑一为饶家驹工作，担任上海难民救济会总务一职。难民区被分为九个区，每个区设立一个点分发大米。难民多数一贫如洗，靠接济的大米、豆类、干咸菜为生。因人数庞大，捐赠来的粮款，只能维持一段时期，后来随着筹款变多，形势逐渐好转。资料记载，安全区内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。略有积蓄的家庭，也是终日喝粥。但难题在于，即使有钱，难民区也很难买到米。当时的难民王晓梅回忆：她和姐姐买米，要去租界。买完之后，要冲过铁门，躲避警察的重重阻拦，才能顺利回家。一旦失败，大米就要被没收。王晓梅还记得一次买米的经历：姐姐和她冲破了一个穿着黄色警服的印度警察阻拦。两人拿着大米在前面跑，警察边追边挥着棍子，好在警察一不小心，摔倒了，王晓梅和姐姐得以逃走。这样的日子，也有温情，难民区弄堂里，有人怀孕时，邻居就会送一点大米，用以补养。在当时，已经是属于珍贵的礼物。法租界内，有慈善机构买了很多大饼。从铁门外往难民区里扔，难民纷纷争抢。王晓梅和姐姐，把雨伞倒过来，以便能多接到几个大饼。有一次，一个大饼掉到街边的大便上，有人拿起来，把沾着大便的部分掰掉，剩下的继续吃。作为难民区的负责人，饶家驹一方面要维护难民区秩序，还需要积极呼吁捐款。饶家驹募集到了70万元赈灾款，还得到孔祥熙专用于南市难民区的4万元拨款。1937年的冬季来临前，上海市商会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、布店捐献布匹。上海圣心小学集中15台缝纫机，昼夜加班，赶制出1.5万套棉衣裤。管理不善之处也难避免。难民区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，克扣难民口粮。事发后，从其家中搜出赈米若干、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。难民们也发动起来，与慈善组织分工合作。日子久了，难民区里办起了小学，建起了医务所，有了手工工场、行政机构，这套自创的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。1937年11月12日，难民区刚成立一周，30多个日本兵，在沙包上插起太阳旗，用刺刀驱散周围难民，下午又开来2辆坦克，在难民区与法租界的分界道路上巡行，14名步兵尾随，查抄行人，一时人心惶惶。后经饶家驹交涉，日军才未越界。有一次，饶家驹处理难民区用水问题，陪着他的两名巡捕被枪杀，子弹射中了他，但万幸只是将长袍打穿，人安然无恙。还有一次，有个日本士兵用枪顶着饶家驹，但他并不畏惧，日本士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。1940年，大部分难民返乡，饶家驹也离开中国，返回法国从事救济工作。 1946年9月13日，饶家驹因病去世，他虽然是法国人，但一直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，他还曾将自己的名字“饶家驹”改为“饶家华”。